初到青海医学院的那个秋天，我坐在破旧的校车上，看着窗外的景色从城市的高楼逐渐变成低矮的建筑，又变成荒凉的山坡，车里的同学大多是本地人，他们用我听不太懂的方言交谈着，偶尔爆发出笑声，我来自外省，因为高考志愿的意外滑档，被调剂到了这里，那时的我,对这个陌生的地方充满了抵触和不安。
学校不大，主教学楼是一栋灰色水泥建筑，墙上爬满了岁月的痕迹，宿舍是八人间，上下铺的铁床锈迹斑斑，窗户关不严，高原的风总是呜呜地往里灌，第一晚，我失眠了，不是因为想家，而是因为氧气稀薄,呼吸总觉得不够用。
开学第一周，学校组织我们去附近的乡村做健康普查，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真正的青海乡村——没有自来水，没有像样的马路，村民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藏袍，脸上是高原特有的紫红色，队里的藏族教授尕藏多吉告诉我们，这里的老人很多人一辈子没离开过这片土地，生病了就靠草药的偏方扛过去，我看着尕藏教授熟练地用藏语和村民们交流，蹲在地上为一位老奶奶检查关节,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。
大二那年秋天，河湟谷地爆发了急性传染病，学校临时停课，高年级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奔赴疫区，我和其他低年级同学被安排负责后勤，每天在操场搭建的临时帐篷里分发物资，有天晚上，我在整理药品时，看到一位大三的学姐蹲在角落哭，我问她怎么了，她说她负责的那个村子，有个五岁的孩子没能救回来，她攥着一件小小的藏式毛衣，说那是孩子的母亲给她的，“说谢谢我们的白大褂”，那天晚上，我们谁也没有说话，只是沉默地打包着药品，风从帐篷缝隙里钻进来,带着消毒水的气味。
大四实习时，我被分到循化的一所乡镇卫生院，那里的条件比我想象的还要艰苦——没有CT，没有核磁共振，甚至连血常规的化验都要用手工做，但那里的医生们却创造了很多“土办法”：用竹竿和布条自制简易牵引架，用高压锅消毒手术器械，用手机手电筒充当无影灯，有一位老医生，退休后被返聘回来，每天骑着摩托车翻越好几座山去看诊，他的摩托车后座常年绑着一个小药箱，颠簸时能听到药瓶碰撞的声响，他对我说：“在这地方，咱们就是离天最近的大夫，得对得起这海拔。”
毕业那天，我穿着学士服站在操场上，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去，远方的雪山被阳光照得发亮，校长在台上讲话，他说：“青海医学院不培养娇生惯养的人，这里走出去的，得是能扛得住高原风雪的。”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这所学校教会我的，不仅仅是医学知识,更多的是一种扎根于土地的力量。
我回到这座校园已经很多年，学校已经并入了青海大学，但老校区还在，那面“青海医学院”的牌匾依旧挂在门口，每年夏天，毕业的孩子们从这片高原飞向各地，有的去了北京、上海的大医院，有的留在了自己的家乡，还有的去了更加偏远的牧区，他们说，在那些地方，他们也学会了用手机当手电筒，学会了骑马去出诊,学会了在零下二十度的夜里生炉子给产妇接生。
我常常想起那个哭泣的学姐，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，但我知道，在这片高原上，在这所学校走出去的所有人心底，都永远亮着一盏灯——就像当年凌晨两点，解剖楼的窗户透出的那盏灯，微弱,却从未熄灭。
青海医学院很小，小到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；它又很大，大到能装下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健康与希望，它是一个人学医的起点,更是一群人在高原上寻找生命意义的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