乱石堆里忽然就窜出了那样一丛青竹,倒是令人一惊，那地方，向来是连草也不肯长的，石块堆叠得毫无章法，像是被谁随手丢弃的，空隙里满是灰土，也看不出有什么养分，可那竹子的根，偏就寻着了那一点缝隙，扎了下去，又一年一年地，从石缝里探出头来，初时只是细弱的一茎，怯生生的，像是怕被风折了去；后来竟渐渐地粗壮了，青翠得逼人的眼，在这片荒芜里，生生地撑起一片阴凉来。
我的邻居刘伯,便像是这石堆里的竹，他是四十岁上才从四川搬来的，操着一口浓重的川音，起初谁也不大理他，他只一个人，住在巷子尽头那间漏雨的小屋里，白天出去拉板车，夜里回来，就着昏黄的灯，看些破旧的书，有人便笑他：“一个拉车的，看什么书呢？”他也不恼，只嘿嘿地笑，露出被烟熏黄的牙。
后来才知道,他原是在四川教书的，因为一些说不清的缘故，丢了饭碗，辗转流落到这里，那一场变故，便是压在他身上的石块了，可他偏生不肯屈服，白天在泥里滚，夜里便在书里寻些慰藉，他那小屋，渐渐地竟堆起了一摞摞的书，都是他省下饭钱买的，我有时放学路过，能听见他在里头低声念着什么，那声音混着夜虫的鸣叫，倒也有几分安稳的意思。
再后来,也不知怎么的，巷子里的孩子们都爱往他那儿跑了，他教他们认字，给他们讲故事，讲杜甫的茅屋，讲苏东坡的竹杖芒鞋，孩子们围着他，眼睛亮晶晶的，他便笑了，那笑容里，竟有几分竹子的清朗。
这便是我所见的“孽生”了，孽者，恶也，非正途而出也，竹子长在石堆里，是不合时宜的；刘伯在这小巷里教书写字，也是不合时宜的，他们是异类，是从苦难与绝望中硬生生挤出来的一点生机，像是一粒种子，偏要在石缝里开出花来。
我又想起了一本古书里的故事,说有一个人，犯了重罪，被关在一座海岛的石牢里，四面都是峭壁，下临万丈的深渊，看守每日只给他一碗薄粥，从石壁的缝隙里递进去，没有人觉得他能活下来，连他自己也这般以为。
可是他没有死,他在石牢里，就着那天光，一点一点地，将送粥的孔洞扩大了些，又过了些时日，他不知从哪里捡到一粒种子，将它种在了那孔洞旁的一撮泥土里，那粒种子，竟活了，长出细长的叶子来，他便觉得有了伴，他日日看着那叶子，看它迎着阳光，看它承接雨露，心里便渐渐地有了些生气，后来，那一粒种子长成了一株草，草又结了籽，他便将籽种了下去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待到许多年后，人们打开石牢时，看见的并不是一具枯骨，而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，坐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中央，面带微笑。
这便是“孽生”的力量了，它不来自顺境，不来自优渥，甚至不来自希望，而是来自一种近乎本能的、对生的固执，是在最不可能的地方，硬生生地长出一条路来。
我又去看那丛青竹,有风吹过，竹叶沙沙地响，像是在低语，阳光斜斜地照下来，将竹影投在乱石上，那影子与石头的棱角交错着，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和谐，那原先狰狞的乱石，此刻倒像是竹子的陪衬了。
“孽生”这个词，原本是不好的，带着贬义的，可是细想起来，又有哪一次生机，不是从“孽”中长出来的呢？顺遂的、平安的、合乎规矩的，不过是寻常的生长罢了，唯有那在逆境中、在绝望中、在石缝里硬挤出来的，才是真正惊心动魄的，它不合规矩，它充满痛楚，它带着一种被侮辱、被损害后的倔强与骄傲，是生命最原始、最本真的模样。
我想,我们每个人，心中大约都有一片乱石堆，都有一丛青竹，那些不成样子的、说不出口的、无法与人言说的苦楚，便是那乱石；而那些在苦楚中仍然挣扎着、生长着的，便是那青竹了，我们或许不必去看那竹有多么挺拔，有多么青翠，只要能看见它绿着，便觉得，这日子还能过下去。
夜来了,风也更凉了，那丛竹在暮色里，渐渐模糊成一个青黑的影子，像是一个人，沉默地立着，我转身要走，却又回头看了一眼。
它还在那里,沉默地绿着，仿佛就要这么一直绿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