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淑芬坐在阳台的藤椅上,午后的阳光斜斜地洒在她花白的发丝上，她戴着老花镜，手里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，针线在她布满皱纹的手指间穿梭，那是老伴生前的衣裳，已经磨破了袖口，她却舍不得扔，总想着缝缝补补还能穿。
她这一生,似乎总在缝补些什么。
年轻时,周淑芬是纺织厂的女工，每天清晨四点，当整座小城还在沉睡时，她已经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，穿过三条还在沉睡的街道，准时出现在车间里，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，棉絮在空中飞舞，像一场永远不会停息的雪，她和其他女工们站在流水线旁，手指翻飞，将一根根棉线织成布匹，那些布匹被运往全国各地，做成衣裳、床单、被套，走进千家万户，周淑芬从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有多伟大，她只是觉得，能让人们穿得暖和些，就是她的本分。
后来,工厂效益不好，她下岗了，那年她四十五岁，女儿还在读高中，正是用钱的时候，她没有抱怨，没有消沉，而是自己在家门口支起了一个小摊子，帮人缝补衣服、改裤脚，她的手艺好，针脚细密整齐，街坊邻居都爱找她，一件破了的衣裳到她手里，转眼就能焕然一新，有人劝她涨价，她只是笑笑：“都是街坊邻居的，赚个辛苦钱就行了。”
她这辈子最拿手的,除了针线活，就是包饺子，每到周末，她总要和面、剁馅、擀皮，包上一大盘饺子，女儿不爱吃韭菜，换白菜馅的；老伴牙口不好，把肉剁得碎些；邻居张奶奶一个人住，她总是多包一些端过去，这些细碎的关怀，她做起来总是那么自然、妥帖，就像她缝补衣裳时那样，一寸一寸，不慌不忙。
那一年,老伴查出肺癌，周淑芬卖了存了大半辈子的金项链，带着老伴去省城最好的医院，化疗、放疗、中药、偏方，能试的她都试了，在医院的那些日子，她瘦了整整一圈，头发白了大半，可她在老伴面前总是笑眯眯的，说：“没事，咱慢慢治，会好的。”
老伴走的那天晚上,下着小雨，病房里静悄悄的，只有心电监护仪发出的滴滴声，周淑芬握着老伴的手，看着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，最后变成一条直线，她没有像别人那样嚎啕大哭，只是紧紧地握着那只已经冰凉的手，沉默了很久。
后来女儿问她：“妈，你怎么不哭呢？”
周淑芬说：“哭有什么用？你爸他怕我哭，我得让他走得安心。”
老伴走后,她整理遗物时发现了存了多年的几个本子，一本是她被工厂评为“劳动模范”的证书，一本是在一次技能比赛中获奖的证明，还有一本，是女儿小时候的画，她把这几样东西放在枕头底下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就拿出来看看。
现在的周淑芬,已经七十多岁了，她依然会帮人缝补衣裳，只是不再收钱了，邻居们过意不去，总会给她带些水果，或是帮她拎菜，她也会在社区老年活动中心教其他老人做些手工活，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作品被老人们捧在手心里，她就会想起年轻时的自己。
女儿曾问过她：“妈，你这一辈子，后悔过什么吗？”
周淑芬想了想,说：“后悔的事多了，比如年轻的时候没好好读书，比如你爸生病的时候，我应该多陪陪他，比如你小时候，我总觉得忙，没时间多抱抱你，可是啊，人这一辈子，哪有那么多‘应该’，只要活着的时候，问心无愧，走的时候，能够安心，就够了。”
说完,她又拿起那件蓝布衬衫，继续缝补起来。
阳光已经西斜,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针线还在她手里翻飞，一针一线，缝合着时光的裂痕，衣服上的破洞渐渐变小，最后消失不见，周淑芬抖了抖衬衫，满意地笑了，她的笑容里，有阳光，有沧桑，有岁月的温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