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医生从手术室走出来的时候,已经是凌晨两点十七分。
他习惯性地看了一眼墙上的钟——这是多年的职业习惯，也是他唯一与时间保持联系的方式，手术服已经被汗水浸透，紧紧贴在身上，像第二层皮肤，他靠在走廊的墙上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
第八个小时。
患者是个二十七岁的年轻母亲,产后大出血，送来的时候已经休克，陶医生记得她丈夫在手术室门口的样子——不算高大的男人，抱着一个刚出生几天的婴儿，眼睛红得像要滴血，却一声不吭，那个婴儿很轻，轻轻裹在一块粉色的襁褓里，睡得很沉，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正在与死神搏斗。
陶医生没有犹豫太久,出血原因初步判断为子宫收缩乏力，他选择行子宫动脉栓塞术，这个决定必须在五分钟内做出，因为每多耽误一分钟，患者的生存几率就会下降一个百分点，这是他从医二十三年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：在手术台上，时间不是用来思考的，是用来做决定的。
手术很顺利,当导管精准地抵达出血点，明胶海绵颗粒注入的瞬间，监护仪上的血压曲线开始缓慢回升，那一刻，手术室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，但没有人说话，他们都知道，这只是第一步，真正的考验还在术后——能否避免多器官功能衰竭，能否控制感染，能否在保留生育功能的前提下完成止血。
陶医生摘下口罩,露出一张疲惫但平静的脸，他的眼睛有些红，但依然明亮而笃定，仿佛体内装着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，他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三十个小时，昨晚还有一个急诊颅脑外伤，忙到深夜。
护士小周递给他一杯温水,说：“陶主任，喝点水吧。”
他接过水,却没有喝，只是盯着杯子里微微晃动的水面发呆。
“您今天已经第三台手术了。”小周轻轻地说。
“没事，”他笑了笑，“习惯了。”
这三个字,每个医生都说过，也都在说，习惯性地加班，习惯性地不吃不喝站上七八个小时，习惯性地面对家属期盼或绝望的目光，习惯性地承担生命的重量，可是，真的能习惯吗？
陶医生想起自己年轻时的第一台手术,那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孩，先天性心脏病，手术很成功，但术后第三天，突发肺动脉栓塞，没能救回来，他在病房外的楼梯间哭了很久，当时他的老师——已经退休的刘老主任——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：“小陶，哭完了，进去洗把脸，还有下一个病人。”
后来他渐渐明白,刘老主任没有说出口的话是：医生的眼泪，不能流在病人面前。
凌晨三点,陶医生回到办公室，准备写手术记录，桌上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，是他早上泡的，一直没顾上喝，他打开电脑，屏幕的光芒映在脸上，照亮了眼角的细纹，三十四岁那年，他被评为主治医师；四十二岁，成为副主任医师；今年四十七岁，已经是科室主任，简历上的这些序列，在病人那里，什么都不是，病人只关心：这个人，能不能救我？
坦白说,陶医生并不是一个特别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的医生，他不会说漂亮话，不会在病人面前扮演温暖和善的角色，有时候病人问他“医生，我什么时候能好”，他只是简单地说“看恢复情况”，然后转身继续写他的病历，他有一套自己的逻辑：把手术做好，比说一百句安慰的话更有用，他给年轻医生讲过一句话：我们这一行，最核心的东西，不是技术，不是经验，是人，是你有没有把病人当人看。
但人是最难当的,因为当你看得太重，你会痛；看得太轻，你会冷，陶医生一直在找那个平衡点，找了二十三年，还没有完全找到。
窗外的天渐渐亮了,陶医生写完手术记录，抬头看了一眼窗外，城市正从睡梦中苏醒，路灯一盏接一盏地熄灭，他站起身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肩膀，准备去病房看看那个产妇的情况。
走到走廊尽头,他看见昨夜那名抱着婴儿的男子还坐在走廊的长椅上，怀里依然抱着孩子，眼睛依然红着，男子看到陶医生，站起来，张了张嘴，却什么也没说出来。
陶医生知道他大概想问：我老婆怎么样了？
“手术很顺利，她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。”
那个男人紧绷的肩膀突然松了下来,他没有哭，眼睛里的血丝却仿佛更深了，那个婴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，睁着一双黑亮的眼睛，看着这个逐渐亮起来的世界。
陶医生走回办公室,看见他的手机屏幕亮着，妻子发来消息：今天下午能一起吃饭吗？女儿说想爸爸了，时间是昨晚十一点。
他回了一个字：好。
然后他靠在椅背上,闭上眼睛，他打算休息十五分钟，再去查房。
在手术室外的走廊墙上,钉着一块有些褪色的铜牌，上面刻着陶医生所在科室的历史和荣誉，其中一行小字是他们的科训，六个字：
至精，至诚，至仁。
这六个字,陶医生每天上班经过的时候都会看见，他没有特意去想过它的含义，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他血管里流动的东西。
再往上,在三楼转角处的墙上，还挂着他多年前写的一句话，那是他刚当主任时，在医院文化墙上留下的：
我们不是神，但我们正在努力接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