镇子不大,横竖两条主街，街口有棵老黄葛树，树冠撑开能遮住半边天，树下常年摆着几张竹椅，几个老人坐成雕塑，看日头从东挪到西，街尾是条河，水不算深，却能映出两岸吊脚楼的影子，歪歪扭扭的，像是被风吹皱的画，河上有座石桥，桥栏被岁月磨得光滑，每块石头都认得龙凤镇的脚印。
我外公在镇上开了半辈子茶摊,摊子就摆在黄葛树下，几张方桌，几条长凳，茶是粗茶，用老瓷碗装着，一碗五分钱，赶集的日子，四面八方的山民挑着担子涌进来，茶摊便热闹起来，有人要一碗凉茶解渴，有人就着茶水和熟人摆龙门阵，说哪个村的猪崽卖了好价钱，又说谁家后生在镇上开了家裁缝铺，外公一边用长嘴铜壶续水，一边竖起耳朵听，偶尔插两句嘴，茶摊就成了镇上的新闻中心。
那时候的龙凤镇,日子过得很慢，早上的豆腐脑担子刚过去，卖针线的小贩又在街上吆喝开了；午后的阳光晒得青石板发烫，猫趴在门槛上打盹；晚上家家户户点起煤油灯，灯光从木格窗子漏出来，照得整条街暖暖的，我记得镇东头有个铁匠铺，铁匠姓周，抡锤的时候浑身肌肉鼓起，火光照着他的脸，像尊铁打的罗汉，铁匠铺对面是家面馆，老板娘姓刘，擀面的时候总哼着不知名的小调，调子软软的，像是从河里漂上来的水草。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许多年,久到让人觉得就会这样一直过下去。
可变化来得悄无声息,先是桥对面修了条公路，接着镇上的年轻人开始往外跑，有的去省城打工，有的去更远的南方，外公的茶摊生意渐渐淡了，赶集的日子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热闹，周铁匠的铺子先关了门——机器打出来的刀又便宜又快，谁还要手工打的？刘老板娘的面馆也改成了小卖部，她抱着孙子坐在门口，看着公路上的车一辆辆驶过，眼神飘得很远。
我最后一次在龙凤镇过除夕,是十二岁那年，那年冬天格外冷，河水都快冻住了，街上的爆竹声稀稀落落的，远不如往年的响亮，外公坐在灶前烧水，火苗映着他的脸，沟壑深深的，他说：“过了年，镇子就要拆了。”我说：“拆了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建旅游区。”顿了顿，又说：“也好，总算有人惦记这个地方了。”
那天晚上,我一个人走到石桥上，月光很亮，把吊脚楼的影子拉到河里，碎成一片片的，空气里有腊肉的味道，炸酥肉的味道，还有远处传来的划拳声，我突然觉得，这个镇子像是睡着了，在做最后一个梦。
后来,龙凤镇真的变成了旅游区，老黄葛树还在，树下却没有了茶摊；石板路修整一新，两边的吊脚楼改成了民宿和酒吧，游客来来往往，举着手机拍照，说这里“很有味道”，我站在桥上看风景，有姑娘穿着汉服在桥上照相，让我躲一躲，我往旁边让了让，突然听见一个孩子问妈妈：“这里以前真的是个镇子吗？”
妈妈说是,孩子又问：“那住在这里的人呢？”
妈妈没回答。
我替她回答了,在心里说：那些人在更远的地方，周铁匠的儿子在城里开了五金店，刘老板娘的孙子在省城读大学，我外公去世前，让我把茶摊的东西都收好，说总有用得上的时候，我不知道那些老瓷碗和铜壶还能不能派上用场，但我确实把它们带走了，跟着我去了很多城市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。
这些年,我在很多地方吃过茶，用紫砂壶的，用玻璃杯的，用瓷盖碗的，茶越喝越讲究，却再也没有喝出过龙凤镇的味道，那种味道，是黄葛树下的风，是吊脚楼的潮湿，是河水泛起的腥气，是外公在灶前烧水时，铜壶盖被蒸汽顶得“噗噗”作响，那种味道，我珍藏了多年，每次打开记忆的匣子，它都会涌出来，带着青石板、铁匠铺、豆腐脑担子，带着那些早已不在的人，带着一座沉在时间里的镇子。
最后想说的,不是怀念，是释然。
龙凤镇确实不存在了,那些吊脚楼、青石板、老石桥都变了模样，可我知道，在某个地方——也许是外公那些收好的茶碗里，也许在每个离开龙凤镇的人的心底——有座真正的龙凤镇，还维持着它最好的样子，那里的日子很慢，河水很清，茶摊上的龙门阵，永远也摆不完。
就像外公说的：茶摊没了，但碗还在；碗碎了，但味道还在；味道淡了，但记得味道的人还在。
人还在,龙凤镇就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