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记忆里,父亲李红兵的身影，总是和一座山重叠在一起。
那不是风景名胜里的秀丽青山,而是我们老家村后那座沉默的、长满松树和荆棘的石头山，它不言不语，却一年四季矗立在那里，为我们遮挡风沙，提供柴火和草药，父亲也是这样，他话不多，甚至有些木讷，但他用肩膀，撑起了我们整个家。
李红兵这个名字,在我看来，和“爸爸”这个称呼是分开的。“爸爸”是严厉的家规，是修自行车时沾满机油的双手，是深夜里一声不吭地为我们掖好被角。“李红兵”则是一个符号，代表着村里的会计，那个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戴着老花镜拨弄算盘珠子的中年人，他的背脊，因为在田里弯腰太久，微微有些驼，像极了老屋的房梁。
直到我考上大学那一年,我才真正认识了他，认识了作为“李红兵”的父亲。
那是九月的一个清晨,天还没亮，他就催我起床，我要坐最早的班车去省城，他扛着我的行李——一个装满他亲手缝制的棉被和几件旧衣裳的蛇皮袋——走在前面，路是土路，坑坑洼洼，他走得稳稳当当，一声不吭，到了镇上的车站，他把行李递给我，又从兜里掏出一个用手绢包了好几层的东西打开，里面是皱巴巴的零钱，他数了又数，递给我说：“省着点花，天冷了记得加衣服。”
我接过钱,看到他的手，粗糙得像老树皮，指缝里是洗不掉的泥土和机油的印记，那一刻，我心里酸酸的，想说点什么，却只说出了“爸，你回去吧。”
班车启动了,我透过车窗回头，看见他站在清晨的薄雾里，像一尊雕塑，他没有挥手，只是那么站着，目光紧紧追随着车，我忽然想起，小时候他带我去赶集，总让我骑在他脖子上，那时的他脊梁笔直，头发乌黑，而现在，他的头发已经花白，脊背也更弯了。
大学四年,我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，每次打电话回家，总是母亲接的，说来说去都是那几句话：“你爸在田里呢”，“你爸让你好好学习，别省钱”，偶尔父亲接过电话，也只是问“吃饭了没？”“还有钱吗？”然后就沉默了，我们之间，好像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，他在那头，我在这头，我知道他不会游泳，就像他不知道如何用言语表达爱一样。
毕业后,我留在了城市工作，结婚生子，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，有一次，母亲在电话里说：“你爸最近老是念叨你，说你小时候最喜欢吃他做的红薯干，他现在每年都晒好多，等你回来吃。”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。
去年春节,我带着妻儿回老家，推开院门，看见父亲正在院子里劈柴，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，动作已经不如以前利索了，看到我们，他愣了一会儿，然后放下斧头，有些局促地搓着手，露出一个不太自然的笑容：“回来了啊。”
那天晚上,孩子们缠着他要听故事，他想了半天，磕磕巴巴地讲了一个他年轻时修水库的事，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，我却看到他讲到动情处时，眼睛里闪着光，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他不是我记忆中那个只会埋头干活的父亲了，他曾是一个热血青年，有他的故事和骄傲，他叫李红兵，一个听起来很硬朗的名字。
第二天临别前,他塞给我一大袋东西：“自己晒的红薯干，还有你妈腌的咸菜，都是城里的。”我打开袋子，看到他粗糙的手上，贴着一块创可贴，我的心被狠狠地揪了一下。
车子驶出村子,我从后视镜里看到，他又像一个雕塑一样站在那里，目送着我们远去，夕阳的余晖照在他身上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像一座山。
我终于明白,我的父亲，李红兵，他就是一座山，他从不轰轰烈烈，永远沉默、坚定地站在那里，为我们挡住所有的风雨，承受着所有的重量，而他的爱，就像那座山里的泉水，悄无声息地流淌，却滋养了我们一生。
我也成了孩子的父亲,我总是不由自主地，学着父亲的样子，做一座沉默的山，我才明白，父爱如山，爱的表达，有时是无声的，李红兵，这个普通的名字，却给了我世界上最深沉的，一座用生命铸成的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