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站在被告席上,法官的目光像手术刀一样锐利，我张了张嘴，喉咙里却涌上一阵痒意——不是时候，真的不是时候，我用力咽了口唾沫，试图把那团棉花似的异物压下去。
“被告，请陈述你的辩护意见。”法官的声音从高处飘下来。
我深吸一口气,开口了：“尊敬的法官......”话音未落，一阵剧烈的咳嗽猛然袭来，像有人在我气管里点燃了一串鞭炮，我弯下腰，用手捂住嘴，感觉肺都要从胸腔里炸出来了，法庭里安静得可怕，只有我撕心裂肺的咳嗽声在回荡。
这该死的咳嗽。
说起来,这病来得蹊跷，大概三个月前，我开始发现只要一说话，喉咙里就像有羽毛在挠，起初以为是感冒，含了几片润喉糖就过去了，可渐渐地，症状越来越重——开会时汇报工作，刚说两句就咳得面红耳赤；跟客户打电话，对方总问：“王经理，你是不是感冒了？”甚至在女儿生日那天，我刚说完“祝你生日快乐”，就咳得蛋糕上的蜡烛都被我吹灭了。
我跑遍了省城的大医院,做了一整套检查，喉镜、胸片、过敏原测试、胃镜......所有的报告都显示：没有异常，医生们不约而同地给出同一个诊断：“心理因素，建议放松心情。”有个年轻医生甚至半开玩笑地说：“要不您试试少说话？”
少说话？我做销售出身，现在是个小公司的负责人，每天的工作就是说话，跟客户说话，跟员工说话，跟供应商说话，跟投资人说话，说话是我的饭碗，我的武器，我存在的证明，现在有人告诉我，我的饭碗碎了，武器锈了，存在的证明被吊销了。
我尝试过各种偏方,川贝炖雪梨、蜂蜜泡柠檬、盐蒸橙子、罗汉果茶......甚至信了一位老中医的方子，每天喝三次癞蛤蟆皮熬的水，这些都没能治好我的咳嗽，倒是让我的味蕾变得极其坚强——现在喝中药都觉得是甜的。
转机出现在一个普通的周三下午,那天我在医院排队复查，旁边坐着一位阿姨，不停地用纸巾擦拭眼角，我注意到她的手——骨节粗大，布满老茧，像老树的根须，她大概六十多岁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脚上是一双沾着泥土的解放鞋。
“阿姨，您这是怎么了？”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。
“没什么，眼睛进了沙子。”她慌忙把纸巾藏起来。
我注意到她病历本上的名字——李秀兰，肿瘤科，我大概猜到了什么。
“您是从农村来的？”我试图转移话题。
她点点头,眼睛还是红的：“我儿子非要我来城里看病，说县医院查不出来。”
“您哪里不舒服？”
“没，没什么不舒服。”她摇摇头，可眼泪又涌出来了，“医生说我可能是癌，要住院做手术，我没钱，也不想让孩子背债。”
我张了张嘴,想安慰她，喉咙里却涌上熟悉的痒意，但这次，我没有咳嗽，我清楚地感觉到那团棉花似的东西还在，但它没有炸开，只是轻轻颤动了一下，然后安静下来。
“阿姨，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，平稳而清晰，“您儿子能让您来省城看病，一定是个孝顺孩子，您要是放弃了，他得多难受？”
她愣住了,抬头看着我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。
就在这时,广播叫到了我的号，我站起来，鬼使神差地从口袋里掏出我的名片递给她：“这是我的电话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您随时打给我。”
“你真是个好人，”她握着名片，突然抓住我的手，“你刚才说话的时候，一直在咳嗽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我苦笑：“老毛病了，一说话就咳。”
她盯着我看了几秒钟,然后突然笑了，那个笑容在满是皱纹的脸上绽开，像冬天里的第一朵腊梅：“孩子，你是不是有话不敢说？”
“什么？”
“我年轻时候也会这样，”她的眼神变得悠远，“嫁到夫家，婆婆厉害，丈夫拳头也硬，我经常挨打，那段时间，我跟你一样，一说话就咳嗽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不是病，是我的身体替我委屈，替我喊疼，你的身体在替你说话呢。”
我愣住了,脑海中突然闪过很多画面——三个月前，我签下了一份合同，对方是业内出名的难缠，条款苛刻至极，可我还是签了，因为公司等钱续命；两个月前，我最信任的合伙人提出撤资，我笑着送他出门，回到办公室砸碎了一个水杯；一个月前，客户当众羞辱我做出的方案，我弯腰赔笑，说“您说得对，我回去改”......
原来如此。
我的身体在用它的方式抗议,它扛不住那些违心的话，扛不住那些卑躬屈膝的瞬间，扛不住每一次把真实的自己塞进名为“生存”的棺材里，它说：够了，我不想再说那些言不由衷的话了。
阿姨拍拍我的手：“孩子，有些话，该说就要说，憋久了，身体会生病的。”
从那天起,我开始试着说真话，对不合理的合同说“不”，对压榨的客户说“滚”，对不尊重我的人说“你配吗”，神奇的是，我的咳嗽真的在减轻，不是消失了，而是变得可控了，它不再像个疯狗一样随时扑出来咬人，而是像一条被驯服的鱼，偶尔游过，惹起一圈涟漪。
我站在被告席上,对面是把我告上法庭的前合伙人，他歪曲事实，颠倒黑白，想要吞掉我苦心经营的公司。
法官又催了一遍：“被告，请陈述你的辩护意见。”
我深吸一口气,不是害怕咳嗽，而是积蓄力量，然后我开口了，每一个字都清晰有力，像钉子一样敲进法庭的地板里：“法官，原告所说的每一个字，都是谎言。”
那该死的咳嗽没有来,也许它知道，这次我说的，都是真心话。